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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勝利或幾省首先勝利”戰略與湘鄂贛蘇區的發展(下)
添加時間:2018/1/18 11:19:27

此次常委擴大會雖然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信精神,但并不認為第四次“圍剿”真的會發生,也就沒有認真地進行反“圍剿”的準備。當敵人以8 個師1 個旅對蘇區開始第四次“圍剿”后,被動應戰,遭到了很大損失,不僅“向東南發展”的任務沒有進展,而且連修水、銅鼓、萬載縣城都被敵人占領。“蘇區尚沒有造成一個堅固的根據地,幾個小塊蘇區還沒有打成一片,創造紅軍的鐵軍,特別是在軍事技術表現上還差得很遠,甚至有時還因經濟財政問題而妨礙到政治上的任務的執行。平瀏蘇區屢次遭受重大的創傷,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難。”針對這一形勢,省委于1933年2月召開擴大會,對擴大紅軍作出進一步要求:“成立新的紅六軍團,配合全蘇區革命力量積極向東南發展,聯系鄂東、鄂南各個蘇區成整個蘇區,與湘贛蘇區打成一片……收回修、銅、萬縣城,完成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爭取并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首先勝利。”[15]P35

由于湘鄂贛省委對第四次反“圍剿”的消極被動,蘇區中央局一再發出指示要求糾正錯誤,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湘鄂贛省委才被迫于1933年6月16日至18日召開第三次常委擴大會議,通過《接受中央局來電,糾正省委機會主義的錯誤,不動搖的執行黨的積極進攻路線,全部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的決議》。雖經蘇區軍民奮力反擊,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但紅軍也極大損耗了自己的力量。9月,敵人又以5個師3個旅的兵力,對湘鄂贛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在重兵壓境的情況下,省委仍然作出蘇區黨的首要任務是向東南發展,迅速與湘贛蘇區聯成一片的決議。到1934年2月,中央派出以陳壽昌為新任省委書記到達湘鄂贛后,仍然堅持“聯系分割的蘇區成為整塊,堅決向東南發展,爭取與湘贛蘇區的聯系”、“向東南發展”的戰略[16]P744,最后終因敵人重兵“圍剿”和應對失誤而遭到重大損失。“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贛蘇區基本被敵人占領,被分割成11 塊,最大的為平江黃金洞,橫直二三十里,小塊只有幾里寬,標志著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提前進入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同時也標志著“向東南發展”戰略的失敗。四、奪取“一省勝利或幾省首先勝利”戰略制約下湘鄂贛蘇區發展的特點

縱觀湘鄂贛蘇區在奪取“一省勝利或幾省首先勝利”戰略中的的地位與作用及其所擔負任務的實施過程,我們不難發現,湘鄂贛蘇區的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特殊的地理區域決定了湘鄂贛蘇區的發展定位,湘鄂贛蘇區不可能成為“中央蘇區”,只能是對中央蘇區發揮“屏障”作用的戰略區。湘鄂贛蘇區位于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地區,處在武漢、長沙、南昌三個省會之間,政治上十分敏感;北臨長江航道,南抵株萍鐵路,西至粵漢鐵路,東至南潯鐵路,交通比較發達,便于部隊快速調動和軍需運輸,軍事上同樣十分敏感;境內幕阜山系也有利于紅軍展開行動。這個區域既可對武漢、長沙、南昌造成威脅,又能牽制進攻中央蘇區的敵人,是戰略要地,舉足輕重。所以,在“一省勝利或幾省首先勝利”戰略確定之初,中央就明確將湘鄂贛蘇區發展成為中央蘇區。國民黨方面,在紅軍先后兩次攻打長沙后引起了高度警覺,結束中原大戰的蔣介石派重兵“圍剿”,致使湘鄂贛蘇區遭到重大損失。湘鄂贛蘇區重要而敏感的地理位置,既為中共所重視,也為國民黨所重視,雙方都希望控制這一地區,即使能夠聯成一片成為中央蘇區,國民黨也必然派重兵“圍剿”,處境非常危險。毛澤東在1928年曾指出,羅霄山脈的“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17]P79 所以,湘鄂贛蘇區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斗爭中,都不可能成為中央蘇區的建立之區。但正因為其地理位置重要,湘鄂贛蘇區的存在與發展能夠有效牽制敵人,拱衛中央蘇區,配合和支援中央蘇區與其它蘇區開展反“圍剿”斗爭。蔣介石后來派出劉健大部分兵力駐守湘鄂贛蘇區周邊,并展開“圍剿”的行動足以證明了這一點。湘鄂贛蘇區的發展只能是發揮“屏障”作用的戰略區,不可能成為中央蘇區。

第二,全局的利益決定了湘鄂贛蘇區的發展空間,作為“屏障”戰略區的湘鄂贛蘇區難有大的發展。如前所述,湘鄂贛蘇區在中央蘇區確定后的戰略定位是“屏障”,它的發展必須服從中央有關蘇區發展的大局,沒有更多的自主發展空間。1931年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湘鄂贛邊蘇區問題時,強調“只有在這一蘇區根據地鞏固的條件下,才能沖破敵入四面的‘圍剿’,才能與中央區打成一片,而給一、三集團軍以直接的幫助”[18]。中央蘇區建立以后,中央要求湘鄂贛蘇區“向東南發展”,將湘鄂贛蘇區中心根據地建在銅鼓萬載一帶。湘鄂贛蘇區的東南方向即袁水樟樹一帶,為平原和丘陵地區,東北與南昌鄰近,南與湘贛蘇區隔袁水相望。“向東南發展”就意味著要離開蘇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老革命根據地,進入敵強我弱的平原和丘陵地區,這對蘇區的發展極為不利。對此,一直戰斗在湘鄂贛蘇區的鐘期光上將曾有過詳細的分析:“蘇區中央局當時要求湘鄂贛蘇區的黨和紅軍‘向東南發展’,主觀上是想將該蘇區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奪取江西省會南昌,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愿望。但客觀上是脫離當時的實際的。因為該蘇區的東南是平原地帶,接近南昌,敵強我弱,以我之劣勢,去對付敵之優勢,顯然是失策的。省級機關和紅16師按照這個指導思想向東南轉移,背離老蘇區,失去了地利與人和,就失去了依托與后方,造成小源失守后,幽居難立,劃坪被困,龍門山突圍受挫,節節失利,使蘇區遭受巨大損失。假如當時不向東南轉移,而是向西,向北,在以平瀏銅為中心的老蘇區內作推磨式與敵周旋,或者向鄂東南行動,地利與人和均占優勢,以我之長應敵之短,其結局可能不同。只要能立穩腳根,使各個分散的蘇區都得到鞏固與發展,經過長期的建設,革命勢力得到相當發展,最后才有可能將各個蘇區連成一片,奪取革命勝利。這是后來的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勝利的實踐所證明了的。”[19]P55-56 盡管“向東南發展”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但為了全局的利益,湘鄂贛仍然不折不扣執行中央的這一決定,無論是紅十六軍和各縣地方武裝的反“圍剿”斗爭還是其它一切工作,均以消滅赤白夾雜現象、打通蘇區聯系、拒敵于蘇區之外為中心,并一直延續到湘鄂贛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斗爭時期。

第三,“向東南發展”的決策決定了湘鄂贛蘇區發展的方向,造成省委省蘇駐地難以固定的特有現象。“向東南發展”的決策要求蘇區以此為“主要發展方向”,一切工作都圍繞這一方向展開。結果出現了湘鄂贛蘇區省委、省蘇駐地多次搬遷的特有現象。1931年9月,湘鄂贛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由平江長壽遷至上衫舉行后,省委、省蘇和省軍區等省級機關也隨之遷入,上衫也就此成為省委、省蘇駐地。上衫處于湘鄂贛蘇區的中心位置,對于與鄂東南連成一片,鞏固蘇區具有重要意義。但為了貫徹“向東南發展”戰略,支援中央蘇和湘贛蘇區,湘鄂贛蘇區又將省委省蘇駐地遷駐遠離鄂東南的萬載小源。不久,湘鄂贛蘇區重鎮渣津失守,修水蘇區被分割為河東蘇區和河西蘇區;修水蘇區與鄂東南蘇區赤白夾雜,此后一直也沒有力量將其打成一片。1934年初,小源失守后便失去了穩固的后方依托。于是,湘鄂贛省委省蘇又遷往銅鼓幽居,這里的位置與修水上衫一樣,位于湘鄂贛蘇區居中位置,適宜作為指揮中心,但因糧食緊張和敵人“圍剿”造成“幽居不可居”,同時也為了向東南發展,5月又開始遷往修銅宜奉蘇區,到達奉新的龍門山區的百丈、西塔一帶。尚未立足腳,敵人隨后又包圍上來,只得再次遷往平江黃金洞,結果導致了“六七月事件”的發生。湘鄂贛蘇區省委、省蘇新駐地遷移的方向始終都是東南方向,與“向東南發展”戰略一致,這些新開辟的蘇區盛產糧食,比較富裕,但群眾基礎薄弱,反動勢力比較強,加上遠離蘇區的中心區域,相對孤立,沒有回旋余地,難于開展對敵斗爭。

第四,湘鄂贛蘇區是紅軍的重要誕生地,但留在蘇區的只有紅十六軍一支紅軍主力,不可能完成“向東南發展”的任務。“向東南方向發展”決策確定后,中央不但沒有給湘鄂贛蘇區兵力、財力和物力的支持,反而不斷地從湘鄂贛蘇區調出紅軍支援其他蘇區。1930年8月,湘鄂贛蘇區按照中央的命令,分別調出了三支部隊:為支援鄂豫皖蘇區軍民的反“圍剿”斗爭,湘鄂贛蘇區將剛由鄂東南各縣和贛北的部分游擊隊擴編而成的新四、五縱隊渡過長江,派往湖北黃梅、廣濟一帶活動,不久即編入鄂豫皖紅十五軍作戰,直接參加了鄂豫皖蘇區的反“圍剿”斗爭;同年11月,為支援中央蘇區反“圍剿”,紅三軍團離開了熟悉的湘鄂贛蘇區東渡贛江,與紅一軍團并肩作戰;1933年7月,紅十八軍縮編為紅十八師,調入湘贛革命根據地與紅八軍會合,編入紅六軍團,直接參加湘贛邊區反“圍剿”斗爭。盡管湘鄂贛蘇區誕生了許多紅軍鐵軍,但從1930年開始,湘鄂贛蘇區盡管一再擴紅,但只留下了組建不久的紅十六軍,承擔著保衛蘇區和支援配合中央蘇區的任務。該軍組建時只有2000余人,到1931 年底約3000余人,“近來戰斗力較前稍有加強,如果和敵人之主力軍二團兵力作戰,尚不能達到消滅任務與給以打擊。”[12]P634 最多時的1932年9月達到4897人[14]P466。在歷次反“圍剿”中,紅十六軍和各縣地方武裝一起與數十倍于我的敵人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敵人大規模對湘鄂贛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時,紅十六軍一直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轉戰瀏陽、萍鄉、醴陵、袁水下游等地,策應紅六軍團在湘贛蘇區作戰,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后又與紅十七師一起破壞南潯鐵路,鉗制敵人,調動了國民黨軍隊46個團的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但湘鄂贛蘇區也因此付出慘重代價,當紅十六師返回銅鼓縣幽居時,湘鄂贛蘇區已被國民黨軍分割和實行分區“清剿”,提前三個月進入三年游擊戰爭。湘鄂贛蘇區唯一一支紅軍主力部隊在自身處于險境中的情況下,卻屢屢被調走支援湘贛蘇區和中央蘇區,雖然主觀上一再要求將蘇區打成一片,但實際上沒有足夠的力量做到,連湘鄂贛蘇區內“赤白夾雜”現象都無法消滅,更不可能完成“向東南發展”、與湘贛蘇區聯成一片的任務。所以,直到第五次反“圍剿”結束,湘鄂贛仍然是“小而散”的蘇區,并沒有形成整片的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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